第2章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】传承伟大精神 凝聚民族复兴奋进力量

　

落后产能要淘汰，过剩产能要消化，要靠改革来推进。

当时反垄断法的出台，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跨国公司的许多并购、投资和竞争行为都有垄断之嫌，而无约束办法。因此，必须提高国家安全审查和经营者集中的反垄断审查的效率和透明度，增强投资环境的可预见性，进一步增加投资者的信心。

  反垄断调查的法治前景值得肯定   反垄断调查针对的行为分为四种：反垄断协议、滥用市场垄断地位、经营者集中和行政垄断。中国转向反垄断调查，始终是一个比约谈、内部分议等更具有法治前景的趋势，值得肯定和加强。除了经营者集中的事前审查外，其他的反垄断调查都是事中事后监管。另一方面，因为调查对象大部分是外企，关于所谓歧视性执法的问题也引起关注。在此之前，发改委曾对64家银行分支机构处以8.25亿元反垄断罚金，对依视路、尼康等7家眼镜镜片生产企业反垄断罚款1900多万元。

通过反垄断对企业的市场行为加以干预，这是更符合国际普遍做法的，也具有法治市场的转型意义。社会公众的普遍情绪是自然地仇视强者，但情绪化的正义是无助于培育理性法治的社会秩序的。这个过程，也就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，跨过去了就进入了新常态。

老百姓对分享发展成果的期盼越来越高，对社会公平正义、收入合理分配的呼声越来越高，解决民生难点、热点问题迫在眉睫。这需要时间，一两年、两三年或三四年，很难说清楚。从增长模式转换这个核心来看，亟须改革的一个关键领域分配制度改革，即如何更好地分蛋糕的问题，应分两个层次： 第一个层次是国民收入在政府、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分配。积重难返，从要素驱动、投资驱动的旧常态转向创新驱动和消费驱动新常态需要脱胎换骨，不容易。

另一个理由是，不当的、过多的宏观调控给一些特殊既得利益者提供了设租的机会，成为腐败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比如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，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讲要优化结构、动力升级，但实际进展远不如人意。

评论概括新常态有四个主要特征：中高速、优结构、新动力、多挑战。金融体系脆弱拖累实体经济。老百姓对分享发展成果的期盼越来越高，对社会公平正义、收入合理分配的呼声越来越高，解决民生难点、热点问题迫在眉睫。另一个理由是，不当的、过多的宏观调控给一些特殊既得利益者提供了设租的机会，成为腐败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。

改革千头万绪，最重要的、前提性的、也是目标性的改革就是转变政府职能、减政放权，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。浴火重生，危机是强制性平衡的一个途径。尤其是五花八门的政府投资，多年来成为腐败的温床，争项目，争资金，拿回扣，究竟有多少大大小小的腐败跟政府投资有瓜葛？恐怕谁都说不清。日本战后的情况是，1950—1972年GDP年均增速9．7％，1968年超过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，创造了世界公认的经济奇迹。

第二个层次是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。需要强调的是，我理解，以经济增长速度作为标志性指标，新常态应该是一个要即将进入的目标，即增长速度换挡探底后相对稳定的状态。

7月中旬，上半年主要经济数据公布以后，经过一段时间的研判，8月4日、5日、6日、7日，《人民日报》连续四天在头版位置刊登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系列评论，新常态一词再次陡然升温。这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时期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关键期。

很多前期刺激政策的后遗症和风险，掩盖在高速增长的光环里，需要水落石出，显露出来，才可能更好地解决，不能再靠刺激进一步放大。只有将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，经济的增长才算是回归本意。没有这个竞争淘汰过程就不可能形成新的结构再平衡。这个概括是一个认识，一个判断，一个政策信号，表明了最高决策层对当下中国经济形势的基本看法和态度，也是对此前各种政策呼声的回应。那么，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？解决问题的抓手是什么？大而化之地说，就是少刺激，多改革，常说的向改革要动力。  新常态不是一个新词，但一直是个热词。

1973年前后受石油危机和劳动力供给下降的影响第一次减速换挡，1973—1990年期间回落到年均4．26％。目前正在换挡期，正在调整和寻找，正在进入新常态的路上。

韩国的情况是，1961—1996年是高速增长期，GDP年均增速为8．02％。少刺激的一个理由是，增速放缓是增长的合理回归，是无法回避的。

这需要时间，一两年、两三年或三四年，很难说清楚。市场经济中，没有长生不死的企业，优胜劣汰是必然的。

这也是目前亟须改革的问题。但无论如何，只有探底，找到中高速的均衡点，才能形成新常态。所以，改变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所占比重过高的问题应该排在改革前面。分配不公，两极分化严重。

这个问题不解决，居民收入跑不过政府收入，消费就不可能真正提升，经济增长就还得依靠投资拉动，消费拉动增长的新常态就不可能出现。与政府相比，劳动者拿得少，政府拿得过多，是长期以来政府主导、投资推动型经济模式的资源配置基础。

合理分配收入，构建社会保障体系。比如增速换挡，关键是底在何处，换到哪一个档算是中高速，是否做得到、受得了、有必要？这个底还没有探明。

腐败是所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最典型特征，也是最根本的原因之一。过去30多年经济增长的旧常态，主要是靠由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拉动的制造业特别是重化工业，拼投资、拼资源、拼劳动力。

二是低收入者无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，制约经济长期增长。科技立国，提升产业竞争力。教训大概有这样几条：缺乏创新，发展模式未能及时转型。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，导致经济过剩、投资效益递减、影响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甚至环境污染，更是大起大落波动的根源。

四个特征的核心是增长模式转换，这个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和艰辛痛苦。当然这里有一个限度，不可能是完全的放任自流，风险也好，危机也好，要可控。

这个过程，也就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，跨过去了就进入了新常态。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可能各有各的原因，但阶段性特征差不多，无非是 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，既不能与发达国家在高端产品和服务上竞争，与低收入国家相比又失去了生产中低端产品和服务的比较优势，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区间甚至倒退。

现在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很高，贫富差距过大在四个方面影响经济增长：一是影响国内消费市场的需求，引起宏观供求失衡，累积经济危机。三是促使财政再分配，扭曲作用减少一些人的工作努力和创业精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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